童利民 教育部长江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浙江大学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院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微纳光子学及器件技术，光纤器件及技术。担任《Optica》(光学学报)、《Optics Express》(光学快报)等一流学术期刊副编辑。
“光是什么?”几千年前人们就提出了该问题，甚或几千年后人们还将一直追问该话题。“光的本质”既是光学研究的永恒话题和驱动力，也是光学工程与技术向前飞跃的源泉。对光的认识每开拓一小步，人类文明都将前进一大步。
作为浙江大学光学工程学科的一员，当我在思考如何建设一流学科时，我觉得应该回到关于光的永恒问题，从历史与现实的维度考量判断一流学科的标准。
一流学科建设标准不是文章和经费的数量化，而是必定要突破用人过程中的“平均评价”，在于拥有怎样的教师、培养怎样的学生、对知识更新和技术进步做出怎样的贡献。如澳大利亚工程院院士、悉尼大学埃格尔顿教授很推崇英国南安普顿大学光电研究中心，因为那里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掺铒光纤放大器，对现代光信息和激光技术做出了重大贡献，多位教师均是国际光学工程主流研究方向领头人。
判断一个学科是否一流，一要看其研究是否为主流方向或潜在的主流方向，二是在这些方向上的教师是否能起引领作用，即最终是由该学科的人所决定。在这一前提下，便可继续从人才培养和技术辐射两个角度来衡量一流学科。归纳而言，一流学科的判断标准是主流方向、引领地位、人才培养和技术辐射。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一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也是一流学科建设中必须面对的艰深命题。
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原所长朱建强教授的报告中就曾提到，当我们在某方面的研究指标和世界最高水平越来越接近，但到了最后10%的差距时，却怎么也无法逾越，因为这最后的差距，是最关键的人的差距。
研究人员如果能对自己的工作发自内心地喜爱，就不会把它仅作为一种谋生手段，而会非常专注地投入，且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一般人所难以逾越的、物质条件无法弥补的差距。
印度、巴基斯坦在自然科学领域大师辈出，但他们的研究条件，其实并不比我们好。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否具有让更多的研究人员更专注、更有兴趣工作的环境?我们能否更专注、更有兴趣地去做研究?就如金庸小说中的习武之人看到一本武术秘籍，不顾一切去练习，希望达到更高的武学境界一样。如果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能形成这种良性循环，那么赶超最后的差距、回答钱学森之问就不难了。
“如果说我比别人看得更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一流学科建设，需要教师和学生共同努力。越是要将研究工作做得深入，越是希望突破重大问题，就越需要扎实的基础知识，这里包含理论功底和实验技术两部分。因此从本科开始，甚至是从中学开始，就要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循序渐进的科学素养的训练。
在诸多课程教学方面，我们现在使用的教材与国际一流大学差别不大，只是授课教师不同。教师对课本的理解程度体现在其教授学生理解问题的思路和方式等方面，特别是对深奥理论的讲解上，教师理解得越透彻，就可以讲得更简单明了，学生越容易理解。反之亦然。
学科知识的掌握和积累，需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而教师就是帮助学生登上巨人肩膀之人，这亦是一流学科建设的重要一环。现实中不难发现，诺贝尔奖获得者往往映射出一个家谱或师承关系，这与好教师的言传身教密不可分，学生可以从一个好教师那里传承到好的研究品味、研究风格和研究态度。
【对话】
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机械电子工程专业本科生 刘光：对于知识学习，如何看待教师的课堂授课和学生的课外学习?
童利民：首先必须承认学生应有学习的自主性，也必须培养和锻炼自学能力。但总有一些问题是超越学生无师自通能力的，这就特别需要教师的讲解，如果教师讲不清楚，无形中就消耗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对于这些问题的兴趣。随着知识体系的加速更迭，教学相长成为愈发重要的教育与学习手段。
浙江大学现代光学仪器国家重点实验室博士后 陈栋栋：如何让科研人员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自由发展?
童利民：如何让更多学者更专注、更有兴趣地工作，或许正是我们与世界一流学科的最大差距。国家、学校及学院制定一些硬性考核评价标准作为一种激励机制，是可以理解的。但越是普遍适用标准，就越是平均标准。一流学科必定要突破平均的“评价标准”。比如，对于真正有兴趣并且有基础的研究人员，用同行评价代替量化指标评价，为他们创造能够自由发挥最大潜力的环境。（口述：童利民 整理：柯溢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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