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对木偶戏的需求不可低估
【文化评析】
作者：李延年（国际木偶联会中国中心主席、中国木偶皮影艺术学会会长）
近些年来，偶戏虽然少有轰动之作，但业内都在不断探索创新，实践着传承发展与社会效益兼收的道路，践行着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一系列有关文艺发展的讲话精神。党的十八大以来，一些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俱佳的木偶皮影戏赢得小观众的喜爱，成为文艺舞台不可或缺的亮点。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创作演出的木偶剧《小铃铛与匹诺曹》就是这些现代偶戏中富有探索精神的成功之作。
用观众们所熟知的木偶经典形象作为主人公，是该剧的一大亮点。众所周知，小铃铛是中国木偶艺术剧院20世纪60年代所创造的经典木偶形象，现在五六十岁的人对小铃铛印象颇深，而匹诺曹是欧洲童话中的经典人物形象，两个“明星”在中国不期而遇，面对学生沉重的课外负担，演绎出发人深省的故事。
如何适应和满足广大儿童对木偶剧新的审美需要，是偶戏创作者面临的首要问题，这部剧呈现出的就是一种全新的生活和样式。少年匹诺曹的父亲对他期望过高，课外时间给他安排非常满，让他学习的东西很多，不堪重负的匹诺曹患上了精神抑郁障碍症。在中国与意大利的交换生活动中，匹诺曹来到了中国，恰巧就被安排在小铃铛家中住，匹诺曹因病不愿与新同学接触，小铃铛家养的宠物小鸭子成了他的好朋友。在中国同学们热情关心下，匹诺曹愉快、开心，病情大有好转。学校组织的文艺活动中，匹诺曹由怯场到在大家的鼓励下终于冲破心理障碍和中国同学一起完成了诗词朗诵，并战胜精神抑郁，成为一个快乐的少年。
木偶戏是儿童们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用它来触摸儿童心理，表现天真烂漫的生活，应是当代木偶艺术家们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望子成龙是家长们的心愿，然而不顾孩子们的承受能力，又是舞蹈班，又是乐器班、书画班、外语班……孩子们忙得几乎没有喘息的时间，造成极大的精神压力，使他们在重负中失去了本应轻松快乐的童年时光。这种现象在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已成为影响儿童身心健康的社会问题。《小铃铛与匹诺曹》敢于直面社会，表现儿童成长问题，这种勇于担当的精神十分可嘉。少年强则中国强。不要小瞧了少年儿童们的身心愉悦指数，他们的童年时光如何度过，是不可更改的一生回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给无数家长敲响了警钟。
摆脱儿童剧中常见的说教毛病是一个长期课题。这部剧虽然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却在细腻中见情感，在叙事中见思想，在恬静中见温馨。一股抒情之风，宛如山间流出的一道清泉，寓意在情节之中自然流淌。盛夏时节，笔者与千名首都儿童和家长一道观看了这台主题鲜明的木偶剧。看到场内座无虚席，小观众们从头至尾精神集中，深深地被鲜活的木偶表演和剧情所吸引。笔者深切感到，儿童们对传统木偶戏的需求，前景广阔，不可低估，千万不能轻易将这一中国传统文艺样式丢失掉。
《光明日报》（ 2022年09月10日 02版）
诗词文化普及不能止于记诵
【文化评析】
作者：宋春光（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在近日刚结束的上海书展中，古诗词相关的图书、分享会、谈话活动等都备受读者青睐，这也是近年来古诗词热的一个缩影。而包括《中国诗词大会》在内的电视综艺节目的热播，正展现了人们对古诗词文化的热情。但若要避免古诗词文化成为“快餐文化”，使其能够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滋养读者的心灵，把握古诗词文化普及的方向并作有效的引导，是至关重要的。
古诗词文化的普及，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就是，所谓“普及”究竟指向何处？目前来看，社会上对古诗词的弘扬，着力点主要在于记诵。古诗词文化的普及固然应包括记诵乃至创作，但仅停留在这些“技”的层面实则并非真正的普及。我们的社会既不需要“有脚书柜”，也不期望人人都成为诗人。古诗词及其传承有其自身的特性。作为“有意味的形式”，诗词所承载的是人的情感。而一首诗词能够超越时空的界限流传至今并成为经典，这是我们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选择的结果，这些诗词中的“意味”也因此而包含了历史合理性。
其次，我们也应认识到，诗词中的这些“意味”并不是僵化的，而是在一代又一代读者的理解与体认中被不断丰富，从而不断生成利于社会发展的、深契我们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意味”。古诗词中的每一个意象与典故，所承载的都是人们的情感积淀与思维方式。所以，我们吟诵古诗词的过程，其实也是对这些“意味”产生情感认同和审美体认的过程，将最终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
诸如“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等等这些经典的诗词，它们各自虽有其不同的风格与历史文化语境，却往往蕴含着相似的主题：对人生价值的追寻、对本真生活的向往、对美好情感的珍视。而如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辛弃疾等人的作品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也正是因为这些作品中所传达的对于人生的思考与选择具有跨越古今的普遍性意义。因此，长期的吟诵与体会便会使这些诗词中的意蕴积淀到人们的文化心理中，对人的价值建构与心灵成长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今天，古诗词文化普及所指向的，应是每位读者道德和情感的自觉能力的提升，而每一个个体人文素质的提升，也将为我们民族走向未来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记诵是我们体认古诗词的途径，以记诵为评判标准的文娱节目对于古诗词文化传播也确有其借鉴意义，但仅从记诵层面“普及”古诗词文化，其局限性是不言自明的。这就需要我们有更多的学者站在历史文化的高度来体认、解读古诗词的文化意蕴，为读者与古诗词之间架起有效的桥梁。
《光明日报》（ 2022年09月12日 10版）
大师走了 讲新故事的探索还应继
【文化评析】
作者：蒋新军
9月11日，一代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因病离世，享年84岁。他的离去，勾起了一波回忆。有网友说，“对现在的90后、00后来说，单田芳可能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但是对60后、70后来说，单老就意味着成长的陪伴。”也有人言简意赅：“听到名字，就想起声音！”
“这人脖子可太细了，比擀面杖粗点有限，一把能攥过来，风大都怕给他吹折了。可这脑袋大得非凡，像是擀面杖上顶个大倭瓜，晃晃悠悠的……”这是单田芳口中的人物角色房书安，生动鲜活。那时电视节目尚未流行打字幕，评书又是一种偏重听觉的艺术形式，电视观众和电台听众如不依赖文字和画面，光是听表演者的讲述，就足够收获一段好故事。“凡有井水处，皆听单田芳。”单田芳的评书来自生活，源自民间，用鲜活的人物形象和鲜明的大众语言获得了人们的喜爱。
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曾说过，评书艺术是想象的艺术，通过演员的表演带动观众思考和想象，从而进入波澜壮阔的美学情景。评书的道具堪称简单至极，一人、一扇、一醒木、一方帕，无论千军万马，还是浩瀚苍穹，全靠一张嘴来演绎，可谓张口刀光剑影，拂袖侠骨铮铮。一部书中，有上千个人名，上千种兵器，要背熟就不容易，至于怎么登台、怎么抖包袱、怎么设置悬念，这都需要从小苦练。而打好童子功后，还需要不断地积累和创新突破。单田芳曾说过：“我的先辈都是文盲，说书靠口传心授。到了我这一代，口传心授怎么行？你说到一个词句典故，要知道它的出处才行，必须讲出所以然，这就需要去历史里钻研。”
单田芳出生于1934年，24岁正式登台，在鞍山声名鹊起。第一次登台，因为太紧张，控制不了语速，两个小时说下来，浑身汗湿透了，迷迷糊糊就下了台。即使这样，他还是受到了观众的热捧。之后作品越来越多，经验越来越丰富，单田芳的大脑就成了数据库，浑身上下仿佛满是按键，随便一按就是一段金戈铁马、美女英雄的传奇。单田芳评书的影响，不仅为几代人留下了美好的艺术享受，更让评书在剧场形式、广播形式一度衰落后，再度通过电视与评书的结合繁荣起来。不仅如此，单田芳的评书使受众大大扩展，从大家刻板印象中“评书是老人听的”，延伸到很多年轻人。单田芳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天京血泪》，听众多达6亿人次，有人统计每7个中国人就有1个在听他的评书。
一生只干一件事。说了一辈子评书的单田芳深深明白这个道理，他在《言归正传：单田芳说单田芳》一书中这样写道：“我要告诉80后、90后的读者们，心浮气躁，恨不得一夜成名，这是不可取的，饭要一口一口地吃，路要一步一步地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只有这样，才能结出丰硕的果实。”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单田芳不仅为喜爱他的人留下了一个经典嗓音，也为人们贡献了数量庞大的经典作品，相信若干年后，我们仍能看到有人热衷于模仿单田芳。当人们想起他，除了激荡人心的故事，肯定还有余音绕梁的旋律：“行侠仗义抱打不平，两肋插刀笑傲人生，他的故事被人们竞相传颂……”
应当看到，无须借助过多工具和载体就能随时表演的评书，迎合了国人爱听故事的习惯，在与互联网结合后依然具备着逆袭的可能。实际上，目前通过电台、网络或直接走进书场听书的听众大有人在，不少年轻评书演员、爱好者也乐此不疲。新中国成立后评书艺术在讲新故事方面进行的有益探索，至今对这门艺术的发展仍有巨大的现实意义。我们也期望，对单田芳的怀念，不止于模仿他的声音，更在于让评书这门传统艺术继续传承，“且听下回分解”。
《光明日报》（ 2022年09月14日 02版）
根治收视率造假须建立多元评价体系
【文化评析】
作者：封寿炎（媒体评论员）
日前，知名导演郭靖宇公开声讨电视收视率造假，使收视率造假这一陈年痼疾再次成为各方热议的焦点。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随即表态称，已经“会同有关方面抓紧开展调查，一经查实违法违规问题，必将严肃处理”。这一久治不愈的老大难问题，终于有望得到彻底的治理整顿。
对于业内人士来说，收视率造假几乎是公开的秘密。对于业外人士来说，只要在网络上随手搜索，也能找到无数揭秘曝光收视率造假黑幕的文章。造假的手段并不高明，比如污染样本户、窃听和截留数据、直接篡改数据等。打假的办法也是现成的，一是要对造假行为严厉追责，二是应该把小范围抽样调查和其他的收视率统计方法结合起来，比如对于智能电视、互联网电视、IPTV等，采集全面、真实、实时的收视率数据已经具备技术条件。把不同办法采集统计的收视率数据结合起来，可以更加接近真实的收视情况。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收视率造假这只“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却始终比景阳冈的真老虎还难打，甚至摸摸它的屁股都要承受不小的风险。个中原因，就是因为它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利益，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利益格局。
收视率造假背后的利益有多大？按照郭靖宇透露，一部80集的电视剧，购买假收视率的要价高达每集90万元、总计7200万元。一些业内人士则透露，目前全行业每年购买假收视率的成本高达40多亿元。再往外围扩散，收视率还直接影响到电视台的广告收入、主创人员的人气和身价、播出平台（电视台等）的品牌形象和市场估值，涉及的利益规模十分庞大。
治理整顿收视率造假，意味着巨大的利益调整，以及既有利益格局的解构和洗牌。这不但需要坚定的决心，还需要监管部门强有力的介入。然而，虽然治理整顿的阻力不小、代价不菲，但这一病灶一旦被切除，对于全行业的收益同样是巨大的。当收视率这个电视市场的核心“指挥棒”被校正，诸多腐败乱象、行业乱象，以及资源错配的现状都有望迎刃而解，整个电视行业都有望重回健康发展的轨道。
当然，收视率造假获得巨大的寻租空间，也从侧面折射出电视行业“收视率中心”的弊病。尽管有关方面一再强调，电视内容产品要承担社会责任，要把社会效益置于经济效益之上，但在现实中，收视率始终是电视产品生产制作方和播出平台的核心关切之一。收视率高的电视内容，哪怕“三观”不正、格调低俗，最终都名利双收。相反，一些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节目和剧作一旦遭遇收视率滑铁卢，就往往“一丑遮百俊”，逐渐被边缘化，甚至被播出平台“末位”淘汰。正是由于各方面对于收视率近于病态的追求，才给予收视率予取予夺的权力，获得了巨大的寻租空间和逐利能力。
可见，在治理整顿收视率造假的同时，还要适当弱化收视率指标。如果能够建立起更加多元、更具弹性的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就有望终结收视率对于电视内容“评判一切价值”的不正当权力。
电视观众规模庞大，内部异质化程度很高，他们对于电视节目的需求也呈现丰富的多样化。不同年龄、不同学历、不同生活和职业背景的人，喜欢的电视节目都有所不同。电视内容生产者和播出平台完全有必要对受众进行深度细分，做深做精垂直领域。否则，如果整个行业都只能在收视率上开展恶性竞争，结果就很可能是庸俗无聊的娱乐充斥荧屏。
《光明日报》（ 2022年09月18日 02版）
文学奖项的标准应回归文学本身
【文化评析】
作者：赵志疆（大河网评论员）
已经举办九届的四川文学奖正激起舆论强烈关注——不是因为参评作品，而是因为评奖活动本身。
主任给副主任评奖，随意增加获奖名额，评奖结果不公示……针对近日公布的第九届四川文学奖评奖结果，攀枝花诗人曾蒙发文，认为“评比过程存在漏洞，监督机制形同虚设，评选过程缺乏公正性”。
近年来，文学的式微频频被人提及。身处传媒出版空前发达的时代，很多人往往发出“优秀文学作品难觅”的感叹。与此同时，形形色色的文学奖却日渐成为炙手可热的话题，人们不仅津津乐道什么样的作品可以获得殊荣，更是密切关注其中是否存在不公平的“猫腻儿”。当文学靠文学奖中的争议话题来提高公众关注度的时候，不得不说成了一个“黑色幽默”。
如果要评选一个最难评的奖项，文学奖应当仁不让位列其中。正所谓“文无定势”，文学本属于艺术范畴，既没有具体模板，也没有标准答案，因此才有“文无第一”之说。然而，正因为评判标准自在人心，评比程序的客观公正就显得尤为重要。唯其如此，才能使公众确信，评委秉承的是基于文学艺术的判断，而不是妥协于文学之外的“生活艺术”。
以此而论，第九届四川文学奖的评比过程难称严谨。虽然主办方否认“主任给副主任评奖”，但主办方同一部门中兼具“裁判员”和“运动员”是不争的事实；关于“随意增加获奖名额”，尽管主办方作出了“儿童文学奖项出现空缺”的解释，但并未平息“随意增加名额”的质疑；至于“评奖结果不公示”，更是以主办方直接道歉告终。总而言之，外界质疑并非捕风捉影，深陷舆论漩涡之中的主办方，自然不能视若无睹。
凡此种种，主办方手中过大的自由裁量权一览无遗。基于此，公众有理由担心，自由裁量权是否会向文学之外的因素倾斜。这样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按照四川省文化厅相关规定，作家要想获得文学创作一级（正高级）职称资格，获得四川文学奖是专业成果条件之一。当获奖与职称晋升联系在一起，作家是否还能心无旁骛自由写作？当亲朋好友、下属同事的前途命运尽在己手，评委还能否超然物外秉公而断？
当然，不能断定评委“内举不避亲”一定就有问题。问题是，如何确保“举亲”取信于民。对于这个话题，郁达夫文学奖堪为典范。与多数文学奖实行“不记名投票”不同，郁达夫文学奖的最大特点是“实名投票，评语公开”。对于评委来说，可以“内举不避亲”，但要让别人看到是谁投的票，以及依据是什么。对于公众来说，亦不妨将更多评判权交给普通读者。毕竟，文学创作从来都不是孤芳自赏的圈子活动，普通读者的阅读感受不应被忽略。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式微”之所以成为公共话题，文学作品与大众阅读之间的割裂不无关系。一方面，公众抱怨“好书难觅”；另一方面，作家喟叹“曲高和寡”。文学奖本身应成为联系读写关系的纽带，而不应进一步加剧双方的隔阂——通过公开、公正、透明的评奖过程，不仅可以向读者推荐优秀作品，而且可以帮助公众提高鉴别和欣赏能力，从而带动全民阅读的兴趣与能力。反之，如果文学奖陶醉于孤芳自赏，不仅与大众阅读渐行渐远，其自身也难免沦为圈子里人情世故的温床。
文学的想象力在于创作，而不在于评奖。文学奖的核心在于“文学”，“奖”应是一种水到渠成的成果，而不是苦心经营的收益。如果文学奖能多一些专业和纯粹，作家就能多一些自由和洒脱，公众也不必将宝贵的想象力浪费在文学之外的细枝末节。
《光明日报》（ 2022年09月27日 02版）
文化综艺仍需挖掘行业原创力
【文化评析】
作者：沈河西（媒体评论员）
近年来，一批文化类的慢综艺节目迎来发展好时期。诗词类、成语类、汉字类等传统国学内容的节目风靡一阵之后，又兴起了一波音乐类、表演类等泛文化艺术节目，去年起热播的表演竞技类节目《演员的诞生》、今年以来的《幻乐之城》以及近期新开播的《一本好书》等，成为接力的“第二梯队”，在导向引领的同时，不断发掘文化综艺节目的可能性。
文化综艺节目不是当下的新事物，大概在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读书类、朗读类、电影推介类的节目就曾经占据电视屏幕的半壁江山。彼时，整个文娱行业需求侧的能量方兴未艾，但产品的种类并不丰富，产能有待提高，文化综艺由于背靠广阔的文学艺术经典库存，可供利用的内容取之不尽；另一方面，由于传媒介质和平台的因素，文化综艺非常适合家庭“客厅化”的观演场景以及观演节奏，类似电影推介的节目，也曾经在尚未培养起院线消费习惯的普通市民群体当中，极大地传播了世界电影文化知识。这是文化综艺曾经走在综艺类节目前沿的重要原因。
而当下这波文化综艺热产生的背景和条件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毋宁说，供给侧选择文化综艺的理由，更多是对过度娱乐化、强刺激的娱乐综艺节目“霸屏”的一种排异。这种选择，在初始确实给受众带来了口味和节奏上的耳目一新，由强资源、强制作能力的机构输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等节目，也的确一上来就占据了该类综艺节目能达到的品质高峰。文化综艺、慢综艺或将拯救综艺市场，乃至从根本上改变文娱行业原创力问题的论调，一时间令人兴奋不已。
目前看来，文化综艺如何产生行业原创力仍需探索。一方面，社会形态和消费心理的跃迁，媒介和平台的发展，使得文娱类产品的消费场景发生巨大改变，院线、音频、短视频等形式，对内容和受众两方面都进行了彻底的分化、切割、重塑。读书类的内容更适合音频平台，人们习惯于在开车、家务等场景下收听，影视类的内容则偏向短视频形式，以两分钟的高频剪辑加上个性解说对内容进行“三度创作”，而弹幕和社交媒体等则改变了人们观看和消费文娱内容的目的：那就是，学习第二，谈论第一。
上述情况在文娱产品的生产和传播方面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以《我是演员》为例，如果对节目形态进行一个归纳，这仍然是一档“明星+话题”，乃至需要主动制造议题、引起舆论话题的娱乐节目。而一些没有引进竞技、制造话题等操作手法、相对静态的节目，则在本轮文化综艺的浪潮中很快便热度消退了。
文化综艺仍需解决文化产业原创力这个根本性问题。有的综艺形式，仅仅是将一些经典文艺作品的选段进行朗读，缺乏综艺元素的二次加工，这样一种快餐式的“知识点提炼”，能够产生多大的艺术效果是值得思考的。因此，文化类综艺，如何突破知识介绍的框架，形成与观众的有效互动，构成观众深度参与和讨论的娱乐模式，仍是需要继续探索的。
《光明日报》（ 2022年10月19日 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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